• 租房时代与那些忧伤的年轻人
  • 资讯类型:置业顾问  /  更新时间:2018-08-26  /  浏览:1119 次  /  

如果沉重房租成为年轻人过大负担,引发的多米诺骨牌必然不仅限于房地产领域。

观点地产网 20年前,当70年代的年轻人享受着一切年轻该有的情绪,激情、迷惘、愤怒、自怜、颓废,以及对光辉未来极度渴望的忧伤之时,如今的年轻人,从睁眼起算计的却大多会是房租、水电等扑面而来的生活压力。

从繁华的皇城根乘地铁1小时左右,便可到达位于北五环外的天通苑。

这个有“亚洲最大社区”之称的地方,由于有大量低房租房源,成了北漂的重要聚集地之一,在超过70万的住户里,有约80%左右是租客。它是老北京人眼中的“贫民窟”,也是北漂族“最后的堡垒”。

两年前,90后女生小A成为北漂的一员,在花了近一个月的时间找房后,她最终把落脚点选在了天通苑东区一间面积近20平米、带独立卫生间的主卧内,每月房租2500元,这是小A租过最大、最贵,也是离市区最远的房子。

2年后在同一个地段,小A用同样的租金只能租到12平米左右的房源,越来越多的白领住到了六环以外。由于没有任何的议价余地,年轻人们静默地忍受着被逼到城市边缘。

近日,清华水木社区的一则帖子打破了这场沉默。

8月16日,家住天通苑的业主陈先生以网名“仙翩”发帖称,本来计划以7500元出租三居,因为自如和蛋壳的争抢,报价不断水涨船高,几轮加价过后,蛋壳最终给到10800元,比陈先生给出价位足足高出四成。

因为房租上涨而不得不付出更多成本,甚至搬到更偏远地方的租房族们被引爆,舆论一致指向自如、相寓、蛋壳公寓等长租公寓品牌,以及其背后的资本力量,它们被认为是助推高房租无形的手。

8月17日,我爱我家副总裁胡景晖的言论更为这场舆论战添了一把火。一场电话会议中,他直指以自如、蛋壳公寓为代表的长租公寓运营商,为了扩大规模,以高于市场正常价格的20%到40%在争抢房源。

业内人士的“倒戈相向”,将矛盾推到了最高点,显然,谁都不愿背下这样一个大锅。

在胡景晖炮轰公寓运营商高价争抢房源后,第一个坐不住的他的老板谢勇和链家老板左晖。

当天下午,我爱我家就迅速发布公告与胡景晖的言论“撇清关系”。次日,胡景晖宣布辞去在我爱我家的所有职务,称“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”,自己“在关键时刻,被干净切割了”。

根据胡景晖的阐述,在两位老板的一通电话后,我爱我家才发出了撇清关系的公告,因为“左晖要求谢勇管管胡景晖的嘴,不然就让链家全面在舆论上与我爱我家开战”,自己更被老板谢勇解职。

随后,左晖也在个人微信中澄清,称是谢勇主动联系自己,自己对我爱我家的内部事情没有任何观点。

一场关于高房租的舆论战最终演变成中介行业的宫斗戏码,媒体们不依不饶,企图从各方的言论中推理出这场究竟谁在撒谎,品牌公关出身的胡景晖更趁势举行了自己的离职说明会,其间还不忘宣传自己以后的去向,场面十分热闹。

不过,胡景晖从来都不该是这场言论的主角,而关于高房租背后真正的助推手也俨然成为一场罗生门事件。

首先,谁也不愿承认自己的房租涨得快。

我爱我家市场研究院的统计数据显示,2018年上半年,北京住房租赁的月租金均价为4649元/套,比2017年下半年的4335元/套上涨了300多块钱,涨幅7.3%。

自如CEO熊林则对外发声,将近期房租上涨的原因归于市场周期,表示过去十年,北上深的走势是春节上涨、短暂下行、七八月进入最高峰,九月下行。此外,自如北京占比不超过8%,价格涨幅远低于市场整体涨幅。

而据房天下租房网提供的数据,仅2017年2月到2018年5月,北京房租涨幅高达25.9%。另外,诸葛找房数据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,2018年7月北京市月租金为90.12元/平方米,比6月份的86.4元/平方米上涨约4.3%;6月份租金则又比5月份的80.5元/平方米上涨约7.3%。

虽然,每家中介由于管理房源数量和质量不尽相同,造成租金涨幅数据不同属正常现象。但冰冷的数据背后,舆论不断发酵也从侧面印证了房租正逐渐成为租房族“难以承受之重”。

是谁助推了房租高企的现实?显然,谁都不愿背下这样一个大锅。

“天通苑租金”事件后,蛋壳公寓执行董事长沈博阳在发布朋友圈称,“租房关系到民生,不是儿戏。”“ 对于造谣抹黑扰乱市场的行为,蛋壳公寓一定会拿起法律武器。”沈博阳同时表示,蛋壳公寓对于相关事件的官方声明将在周一发布。

此前,新派公寓CEO王戈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,资本进入长租公寓市场,会让长租公寓不会急着通过大幅度提高租金来实现短期盈利,否认了资本推动房租上涨的说法。

各方都在发声,但有逻辑认为,从几乎是零成本的个体直租模式,到需要加入运营成本、企业盈利、资本回报等机构管理模式,公寓机构势必要将其转嫁至租房者。

有人称,除非政府给予强大的行政干涉,但这种做法显然并非最优。

房租上涨,首当其冲受影响的必然是刚毕业的年轻人,在这个毕业的盛夏,迎接他们的是高额房租现实泼来的一盆冷水。

2017年8月,有机构发布的《2017年应届生租房价格报告》显示,84.2%的应届毕业生需要租房,其中,北京应届生租房开支占到月均工资收入的67%。

换句话说,毕业大学生的大部分收入都花在了支付房租上。显然,这是比买不起房还更令人急迫的焦虑。

另一方面,如果沉重房租成为年轻人过大负担,引发的多米诺骨牌必然不仅限于房地产领域。

当房租占消费支出的比例越来越高,内需刺激经济将无从谈起;当高房租导致贫困人口越来越集中,阶层固化导致的社会分化将越来越明显。

毕竟,住房和租房问题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的经济问题,更涉及民生和社会。

电影《一念无明》中有一个经典的画面,患有躁郁症的男主角阿东侧躺在一张双层床的上铺,父亲黄大海则住在下铺,床前的小桌是两人吃饭的地方,不足10平米的房间整齐地摆满了东西。

这就是香港的劏房,一个住房单位被切割成很小的部分,租给多家住户。全港大约有20万人蜗居在9万个劏房里,狭小的空间背后,就是人们难以承受的高额居住成本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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